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全球化，借助巨大的投资和出口，八十年代成长为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GDP相当于1960年全球GDP的总量，却没有物质的国界。但这种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经济结构的外生脆弱性产品，而后顺应也出现在自身之中。中央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上的转轨。

从基本的分析角度看，一级循环转轨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而教育改革和目的的完善能释放性增量，但所谓"供给"和"需求"，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角度。从需求角度看消费不足是需要调整的方面；从供给角度更是需要调整发生：从价值链的角度重新理论产业提升。从角度看来，收入和消费理应从提升。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抽象来讲，扩大内需有两个方向：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但两者的具体方式完全不同。

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让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其最大的城市化效应，在大城市中能够产出更多的价值。人口集聚也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和国外的经验：现代化的进展一步步发育出了更高的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产业升级是全球化后、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后，大多数行业性的分工带来的改变。进入新的高技术集成度和自动化向更高阶工作，以及在产品流通、销售和服务领域更精细化的分工带来就业结构变化（图7-6），这个过程不会在短期完成。所以城市就业流动就应随就业机构需进入终端消费服务方面的大量市场。在这些领域中过剩的劳动力的吸纳也需要消费市场的扩大。而推动城市化，需要进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需要要素市场改革来调整资源的分配。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的方式，扶持生产性民生投入。如果让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和位，是一个方面的重要转型。第二，加大民生支出。从而让居民安居乐业——社区安全、更好的公共教育和基础医疗服务等不仅是居民需求的基本保障，更是保障劳动力质量和减薪保育降低离职率的大前提。加大民生支出，不仅可以削减制度性储蓄的比例，让居民放心消费、也可以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安全稳定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实际上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这应该是工作重心。比如加大公立教育和医疗投入，医疗方面应跟着居民走——比方说，长远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还可能带给地方财政"土地财政"以外的"人才财政"发展模式。城市建设用地限制、制度性的土地用地建设、加大保障房及人才公寓的建设推进等，更可能在制度层面也促进住房价格回归合理。总括起来：控制住房价格在合理水平。纳入利度程序化引导，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加剧而造成更加激烈的财政风险。

要提高居民收入，还要"更大范围内制造产业竞争"。发展科研事业和产能提升，让更多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能创造消费和投入回馈到持续的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的循环中，减少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是一个重要的调整均衡。纳入到更积极的消费端引导中去。

"双循环"战略源于更深层次的再平衡需要和"国内大循环"市场扩容。也渴望了更大的对外开放，如果能够提升国民的消费水平入口——不仅仅在可消费的品种方面也在于可消费力的提升——那更多进出口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善国际贸易结构的"交换比价"。进口更多可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消费体验到的商品和服务。前端的服务领域、金融保险、售后服务等——都将因为消费升级——呈现出更高附加值的特征。

从上来看，无论是没有抽象的概念，市场边缘竞争力和市场建设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发展和规模效应的路径，也决定了未来的方向。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的国家，具有实在而非抽象的、实实在在的优势。实践中物资和人口的互联互动，难度不亚于一个小型全球化一样。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